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通过长期不懈努力，我国已经成长为超大型国家。近年来，我国在国际市场上面临日益增多的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诸如逆全球化、保护主义和霸凌主义等。这种影响与国内结构性、体制性、周期性矛盾叠加，要求我国及时对经济发展战略作出重大调整。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就是我国针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所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为了落实这一战略部署，铸就更加辉煌的明天，我们必须充分利用大国优势。

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伍山林教授认为，充分利用大国优势，发展大国技术乃关键一环。大国技术是复杂性技术大系统，其发展有助于开辟国内国际双循环互促共进的局面，以获得本地市场效应。因此，在新发展阶段，我国必须高度重视发展大国技术，并尽快实现商业化和国际化应用。为此，我们既要从新型举国体制中获得体系性支撑，又要借助市场机制将利益落到实处。

• 中国现阶段所具有的大国优势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是可以更好地集中力量办大事。与计划经济时代的举国体制相比，我国现在可以同时利用政府和市场两种手段，使战略目标与经济效率得以兼顾；利用新型举国体制，使人财物得到合理配置，发挥大国优势。

二是可以更好地发展大国技术。中国的市场环境有利于生成大国技术。大国技术是指复杂性技术大系统，只有当国内具有大规模的市场需求，这种复杂性技术大系统的发展和商业化应用以至国际化推广才具有坚实基础。

三是很多经济问题都可通过内循环来解决。在某些发展阶段，大国经济或者在产业上存在发展不平衡的问题，或者在空间上存在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并且，这两者又有可能同时存在。然而重要的是，大国经济中存在的一些问题，都可以通过内循环来解决。

• 充分利用我国现阶段具备的大国优势构建新发展格局：

一是发展大国技术，提升本土市场效应。鉴于中国即将拥有全球最大的内需潜力（以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指标来衡量），并且以中国人口规模之巨大和经济增长之稳定且快速，在未来相当长时期内，中国的内需潜力将一直保持优势地位。因此，我们必须格外重视本土市场效应。

二是高效利用新型举国体制，增强技术引领和提升经济韧性。在新发展阶段，我国需要更加自觉和更加高效地利用新型举国体制，探索国家尖端核心技术独立研发和自主可控的路径，维护国家产业安全，快速取得一系列突破性成果，提升经济韧性。

三是利用大国独特优势，不断打造动态比较优势。对于一系列重要产业的发展，我们必须按照动态比较优势思路制定发展战略。即我们要通过跨越式发展，在较短时期内通过集中的技术攻关和生产投资，承受较大代价，以便在之后形成优势，获取动态利益和长期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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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通过长期不懈努力，我国现在已经成长为超大型国家。超大型国家具有独特优势，我们在新发展阶段遵循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必须充分利用这种独特优势。

01

中国已经成为超大型国家

19世纪，英国是一个无有其匹的超大型国家，它通过海外殖民扩张并借助第一次工业革命成就了“日不落帝国”的辉煌。英国受本土疆域和人口限制，主要依托外循环发展经济。20世纪，美国是一个罕有其匹的超大型国家。它在19世纪通过领土扩张并借助第二次工业革命取得世界霸主地位。从那以后（并且延续至今），美国经济发展尽管以内循环为主体，但因体量庞大（在全球占很高比重），通过外循环对各国产生了深远影响；并且，依托这种影响，美国针对最重要战略竞争对手（通常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采取各种各样的手段进行打压以维护自身霸权地位。与英国和美国不同，无论从国土面积还是人口规模衡量，中国都早已成为超大型国家；但是，近代以来相当长的时间里，由于没有利用好大国优势，以至在鸦片战争之后一个世纪里被动挨打，成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落后国家。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义无反顾地肩负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不过，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我国工业化才获得了坚实的政治基础，经济发展才开始真正焕发勃勃生机；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逐渐形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借助内外循环不断发展壮大国民经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已经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2010年，我国成长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现在，我国经济体量不但达到了作为全球第一的美国的70%，更是达到了作为全球第三的日本的3倍。如果中美两国此前经济周期中的平均增长速度得以延续，那么不出10年时间，我国将替代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因此，我国必然面临霸权国家越来越多战略性行动的阻扰。近年来，我国在国际市场上面临日益增多的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诸如逆全球化、保护主义和霸凌主义等。这种影响与国内结构性、体制性、周期性矛盾叠加，要求我国及时对经济发展战略作出重大调整。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就是我国针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所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为我国今后一段时期的发展提供了战略思想支撑。为了落实这一战略部署，铸就更加辉煌的明天，我们必须充分利用大国优势。

单用人口数量或人均GDP来测度一个国家是否为大国都存在偏差。其实，如果一个国家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排在全球前列，那它就无疑是一个真正大国。尤其是对于人口众多的欠发达国家来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持续高增长，最能反映其在全球经济中重要性的不断提升。由图1可见，在中国对外开放迈开大步的关键之年，即1992年，中国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还不及美国的10%。因此，那时的中国在美国眼中还不是一个合格的竞争对手。但是，中国后来的发展令人瞩目。此后，中国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这个指标一路上扬，2010年已超过美国的50%，2015年则达到其90%以上。到2020年，中国按汇率计算的GDP尽管还只有美国的70%；但是，就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而言，中国已经达到了与美国几乎相当的水平。可以这样说，超大规模市场和内需潜力是中国大国优势中最具特色的重要方面；并且，这个优势一旦确立起来，在未来相当长时期里将一直保持下去，进而带来无穷机会。

图1 1992年至2019年美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左轴）和中国与之的比率（右轴）

注：图中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包括餐饮支出

数据来源：中美社会消费品总额数据分别来自中国国家统计局和美国商务部，比率系作者计算结果

02

超大型国家具有独特的优势

大国优势具有综合性，大致可以用“大国综合优势”来概括。笔者认为，中国现阶段所具有的大国优势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是可以更好地集中力量办大事。

改革开放之前，我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时候，不得不采用“拆东墙、补西墙”的办法。例如，在优先发展重工业时，不得不采用“剪刀差”等方法，从同样需要发展的农业部门抽取资金。当前，我国只要下定决心发展某个战略性产业，就不仅可以为相关企业直接提供财政支持，还可以通过政策倾斜推动资金流入该产业。此外，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时候，因为没有合适的效率参照，容易产生资金使用效率不高的弊端。现在，我国现代化经济体系正在快速发育，日益完善的要素市场可为集中力量办大事提供可行的效率参照。与计划经济时代的举国体制相比，我国现在可以同时利用政府和市场两种手段，使战略目标与经济效率得以兼顾；利用新型举国体制，使人财物得到合理配置，发挥大国优势。对此，我国已有不少成功案例。例如，2019年2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会见探月工程嫦娥四号任务参研参试人员代表时指出，这次任务的圆满成功是“探索建立新型举国体制的又一生动实践”。

在新发展阶段，霸权国家将比以前更加频繁、更有针对性地对我国采取战略性行动。现在及未来一段时期，我国生产技术发展依然具有不平衡特征，在对国家实力具有重要意义的军用装备研发，高端制造装备、大型基础设施研发，关键核心部件、共性基础技术和前沿技术研究等领域，依然存在一系列“卡脖子”问题。这些薄弱环节更有可能被霸权国家利用来对我国实施制裁。因此，在新发展阶段，我们应更好地利用新型举国体制，摒弃盲目听任市场机制发挥作用而产生不利后果的错误。事实上，除中国外，很多大国在推进重大科技项目时也采用与举国体制类似的思路（见表1）。例如，日本超大规模集成电路计划、美国国家纳米计划等就是如此。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使我国具有这些国家难以比拟的优越性。与美国和日本不同，中国国有经济特别是国有企业在经济生活中占有更重要的地位。这就为通过新型举国体制集中力量办大事快速且直接地提供必要的物质、技术和人力支持；就政府组织和执行能力来说，中国也具有优势。

表1 不同类型举国体制及比较

注：伍山林教授自制

二是可以更好地发展大国技术。

第一，中国市场对外国具有强大的吸引力。我国超大规模市场和内需潜力对其他国家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它们将就中国市场展开竞争。任何一个国家都明白，只有利用好中国市场，才能在未来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特别是世界经济体排名第三及以后的国家，由于与排行第一和第二的国家在量级上存在巨大差距，就更是如此。这些国家清楚地知道，在看得见的未来，由于没有实力竞争全球第二和第一的位置，因此只能退而求其次，竞争和维持全球第三的位置就成为它们的最高目标。而如何利用好全球第一大市场（中国）和第二大市场（美国），很大程度上又决定了它们的实力排位。

第二，中国的市场环境有利于生成大国技术。有着超大规模市场和内需潜力的国家，拥有诱导生成大国技术的独特优势。简单来说，大国技术是指复杂性技术大系统；只有当国内具有大规模的市场需求，这种复杂性技术大系统的发展和商业化应用以至国际化推广才具有坚实基础。例如，高铁就具有明显的大国技术特征。目前中国高铁技术及其商业化应用在全球已经处于领先水平。十多年前，高铁在中国还是一个新事物；而在当时的日本、法国、德国等国已有相对独立的发展。但是，高铁技术在这些国家的进一步发展和全球商业化应用，都受国内市场规模的限制。一方面，高铁技术发展遭遇了瓶颈，主要是由于它们国内市场需求规模有限，不能支持足够多企业的存在从而缺乏竞争。另一方面，高铁技术在其国内的有限运用，使它们进行国际推广时，其高铁技术的先进性和经济性缺乏充分的说服力。

有观点认为，美国早就具备生成和商业化应用高铁技术的条件。事实并非如此。美国尽管早就拥有发展高铁技术的综合实力，但是长期以来，美国并不具备商业化应用高铁技术的制度和社会条件。原因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美国的土地早就私有化了，征地颇为困难；二是美国早已存在大量利益集团，它们会通过左右政治力量，阻扰采用高铁技术；三是各州政治上相对独立，高铁技术跨州应用必然遭遇投票难题。在这些方面，美国比中国的条件差很多。

不过，凡事总有例外。一些国家针对某个复杂性技术大系统结成联盟，也可收获类似的大国优势。例如，从国家层面来看，就高铁技术商业化应用而言，欧洲没有一个国家可以称之为大国；但欧盟作为一个国家联盟，一定程度上又可以弥补这个缺陷。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未来欧洲高铁可能迎来大发展。类似例子还有民用客机研发和制造，也具有大国技术特征。在此领域，美国无疑早就充分利用了大国优势，波音和麦道两家公司在民用客机制造领域，曾经具有卓越的表现。尽管欧洲有德、英、法等一众强国，但就单个国家的市场规模来说，都不足以支撑其在这一领域实现充分而良性的发展。考虑到难以与美国公司竞争，英国、法国、德国、西班牙经过一系列谈判和签约，创建了空中客车公司，经过多年努力，空中客车公司终于拥有众多机型且形成能与美国公司竞争的实力。2019年，在空中客车公司成立50周年时，其已从50年前这个领域中的一个小玩家，发展成为能与波音公司二分天下的巨无霸。它在世界民航市场上已经占据了一半的份额，并且早已开始在世界各地构建自己的生产线和供应链。2019年5月22日，空中客车公司向达美航空交付了一架A220飞机，这也是其历史上向客户交付的第12000架飞机。

三是很多经济问题都可通过内循环来解决。

在某些发展阶段，大国经济或者在产业上存在发展不平衡的问题，或者在空间上存在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并且，这两者又有可能同时存在。然而重要的是，大国经济中存在的一些问题，都可以通过内循环来解决。以美国为例，美国独立之后仅在农业上具有比较优势；与欧洲列强相比，它的工业不仅规模很小，而且没有任何竞争力。如果按照主流经济学推崇的比较优势理论发展美国经济，那么美国将落入“比较优势陷阱”，没有希望在19世纪末与德国一起引领第二次工业革命潮流。但是，美国国父汉密尔顿从经济战略高度为美国未来百年发展勾勒出一幅清晰的蓝图。那就是，为了将来能与欧洲列强竞争且胜出，美国即使拥有发展农业的优越条件，也不能走“农业立国”之路，而是要设法发展工业，走“工业立国”之路，并最终将美国转变为工业国。就实现这个历史性转变而言，美国也利用了大国优势。

彼时，美国经济发展具有明显的区域差异，南方农业州继续沿着发展农业的方向前进，北方工商业州在关税政策保护下逐渐建立起工业体系，形成了国内大循环。直到南北战争结束时，美国经济在整体上仍然具有“殖民地性质”，特别是贸易结构具有如下特点：主要输出以谷物和棉花为代表的粮食和原料，同时主要进口工业制成品。但是，长期实行保护关税政策终于发挥了累积性作用：在第二次工业革命助推下，美国不仅在农业上依然保持绝对优势，而且在工业上取得了期盼已久的绝对优势，从而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形成了农业和工业都具有绝对优势的强大经济体系，为美国接替英国成为全球霸主奠定了经济基础。如果美国在19世纪没有持续进行领土扩张从而拥有日益扩大的疆域，并实现人口快速增长，庞大的国内市场是不可能形成的，它的工业技术基础也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发展起来。

同样，中国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的很多经济问题，也可以依托大国优势得到较好解决。例如，尽管中国整体上是一个资源丰富的国家，但是人均资源占有量处于相对不足的状态；而且，中国的资源在空间分布上也极不平衡。由于自然地理及人文历史等方面的原因，中国经济发达的省区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东部沿海地区因经济相对发达而需要使用大量电能，但东部沿海地区发电资源又相对不足。发电资源主要分布在我国的西部地区，尤其是煤炭资源，西部富集和东部稀缺的特点十分明显。为了解决电能与经济不匹配的问题，如何向东部地区长距离输电就成为亟待解决的重大技术经济问题。鉴于我国经济体量十分庞大，尽管解决这样的技术经济问题需要大量投入，但是从国家整体发展来看依然是值得的。为了解决东部缺电这个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重大实际问题，出现了“运煤”至东部发电还是在西部用煤发好电再向东部地区“输电”的问题。我国在特高压输电技术上取得的重大突破（这是一项堪与高铁媲美的大国技术），也是为了回应这样的实际经济问题而取得的重要成果。与此同时，因水电、风电、太阳能发电等具有随机性、波动性、间歇性等特点，各类电能如何兼容、如何储存等，又成为亟待突破的技术难题。

03

利用大国优势构建新发展格局

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我国在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擘画“十四五”蓝图和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打好基础的重大战略部署。为此，我们必须充分利用我国现阶段具备的大国优势。

一是发展大国技术，提升本土市场效应。

大国特别是超大型国家在发展大国技术方面具有天然优势，而我国经济技术发展到现阶段已经具备了各种必要条件。为了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就我国发展大国技术而言，一切已经水道渠成了，亟需跟上的主要是战略上的重视、组织上的保证和力量上的协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国从一穷二白开始建设社会主义，已经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转变为世界制造业第一大国，从一个受国际政治经济环境约束而不得不在相对封闭的环境下独立自主发展经济的状态，转变为可以通过国内国际双循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状态。就生产技术而言，我国已经从普遍落后的状态，逐渐转变为一部分先进、一部分具有竞争力、一部分相对落后和一部分依然被“卡脖子”共存的状态。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在高铁、特高压输电、核电、5G等大国技术上已获得极大成功，处于全球引领者地位；大飞机、量子通信等大国技术在中国仍处于发展中。未来，我国还应发展更多大国技术。重要的是，对我国而言，大国技术不仅能够满足国内市场已经庞大且仍在日益增长的需求，极大地改善国内相关生产技术条件，提高国内人民生活水平和品质，而且可以借助国内庞大的市场需求支撑内部竞争，进一步扩大技术优势，为在外循环中取得领先地位创造条件。对此，我们有必要提及与大国技术相关的本土市场效应，或者更形象地将其形容为市场需求规模效应。从理论上说，大国技术是与报酬递增这一重要情形相联系的；大国特别是超大型国家的庞大国内市场，又恰好为报酬递增提供了现实条件。空间经济学和新经济地理理论等聚焦这个重要特征，提出大国在相关出口上将具有优势，成为净出口国。在世界史视野内，这样的例子很多。鉴于中国即将拥有全球最大的内需潜力（以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指标来衡量），并且以中国人口规模之巨大和经济增长之稳定且快速，在未来相当长时期内，中国的内需潜力将一直保持优势地位。因此，我们必须格外重视本土市场效应。改革开放以来，本土市场效应在我国产业发展中已逐渐显现。例如，有实证研究发现，1995年以来，我国在技术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制成品行业，本土市场效应发生了从无到有、由弱至强的转变；而在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制成品行业，本土市场效应相对而言并不是很重要；新世纪以来，在中国具备较高技术门槛和固定投入的高技术行业，尤其具有本土市场效应。就中国未来发展而言，随着人均GDP进一步提高，大国技术必然在技术密集和资本密集型行业中更多更快地涌现出来。

大国技术不仅可以畅通、扩大、激活国内大循环，而且可为中国利用、促进、改善国际循环提供技术和竞争力支持。发展大国技术是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互促共进局面的重要抓手。

二是高效利用新型举国体制，增强技术引领和提升经济韧性。

大国技术的生成和发展及其商业化和国际化应用，单靠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即使并非完全不能达成，也必然需要更长时间来实现。从这个角度来说，为了增强技术引领，特别是发展大国技术，我们必须高效利用新型举国体制。在这当中，选择发展哪些大国技术将成为关键。我国从技术十分落后的状态开始起步，要想走到世界科技前列，必须走跨越式发展道路，简单重复他国以前的发展道路是没有出路的；并且，由于需要实现跨越式发展的技术非常多，即使是超大型国家也不可能在各种技术上齐头并进，而是应该采取非对称超越策略。在第二次工业革命过程中，美、德两国采取非对称策略，借助一系列颠覆性技术，一举实现对英国的技术超越，进而实现经济超越，进入了“电气时代”。与之类似，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即使到了新发展阶段，我国在技术发展选择上也要把握好轻重缓急，从国情出发确定跟进和突破策略，研究部署非对称赶超策略；再以新型举国体制为抓手，从诸如信心支撑、规律把握、创新环境优化、市场利益诱导等方面建立体系性支持系统，促进颠覆性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商业化国际化应用，并在这个过程中不断提升和完善。

大国技术鉴于其系统具有高度复杂性，即使对于超大型国家，在一定时期内其数量也不会很多；对于从技术普遍落后状态中走过来的超大型国家来说，在技术发展过程中，必然需要克服大量难题。一些技术已被他国垄断，或是出于经济利益的考虑，或是出于国家之间战略竞争的考虑，其中相当多技术又会因外国因素而使我国处于“卡脖子”状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国诸多生产技术就是在克服“卡脖子”状态的过程中，不断实现追赶和超越的。我国近年对“卡脖子”技术给予了高度重视。例如，2018年4月19日至7月3日，《科技日报》陆续介绍了诸如光刻机、芯片、操作系统、航空发动机短舱、触觉传感器、真空蒸镀机等35项我国亟待攻克的“卡脖子”关键技术。在新发展阶段，我国需要更加自觉和更加高效地利用新型举国体制，探索国家尖端核心技术独立研发和自主可控的路径，维护国家产业安全，快速取得一系列突破性成果，提升经济韧性。在霸权国家启动大国竞争战略的大背景下，这一点尤其重要，它关系到我国经济内循环面对外部冲击时，是否因拥有金刚不坏之身而具有强劲的抵御能力。

三是利用大国独特优势，不断打造动态比较优势。

人口规模和资源结构相同的国家，如果作出不同的经济发展战略选择，其长期经济成就却可能很不相同。前文已经以美国经济史为例，说明其独立之后采用保护关税政策，通过长期努力使工业部门获得动态比较优势，使其在20世纪处于全球经济中心的地位。这里所说的动态比较优势，指的是针对尚不具备比较优势的重要产业或产品，国家采取战略性行动，通过专业化学习、投资创新、技术升级和经验积累，依托报酬递增等国内经济条件，人为创造出来以便今后获得重大利益的比较优势。它所针对的通常是那些在一定时期里经过努力可以获得的，并且在未来相当长时期里具有竞争优势的战略性技术或产品。对中国而言，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范围内，固然应该按照比较优势发展经济，但是，如果将这种发展战略推广至全国，即所有产业都采用比较优势发展战略，就会将自身置于战略被动地位，落入“比较优势陷阱”。在改革开放前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经济战略使我国至改革开放时已经形成了比较齐全的工业体系；但改革开放后，一些经济学家从经济学单一学科出发，对这种发展战略持否定态度。这是将经济利益作为唯一目标来看待而形成的观点，而在现实社会经济中，除经济利益之外，其他利益也至关重要。我们可以将各种利益归纳为发展利益和安全利益。一个积贫积弱长达一个世纪之久的国家，建国之后仍处于众敌环伺之中，安全利益无疑是极端重要的。避而不谈这个重要方面，难免会形成历史虚无主义认识，对那个时代的经济发展战略产生片面乃至错误的理解和评价。

诚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在不少方面得益于比较优势；在新发展阶段，对于相当多产业来说，我国依然有必要通过比较优势进行发展；但是，历史经验启迪我们，历史教训提醒我们，对于一系列重要产业的发展，我们必须按照动态比较优势思路制定发展战略。即我们要通过跨越式发展，在较短时期内通过集中的技术攻关和生产投资，承受较大代价，以便在之后形成优势，获取动态利益和长期利益。我国只有在一系列引领未来发展方向的产业上快速取得重大突破，在全球成为名副其实的引领者，才能在整体上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互促共进的新局面，才能更快更稳地走到世界舞台中央。在很大程度上，外循环其实是由内循环决定的。只要我们在国内大循环中练就了过硬本领，就不畏世界市场上的风风雨雨。因此，我国必须创新体制机制，加大人财物投入，长期、主动、积极培育一系列可形成动态比较优势的战略性产业。为此，我们必须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瞄准人工智能、量子信息、集成电路、生命健康、脑科学、生物育种、空天科技、深地深海等前沿领域，实施一批前瞻性战略性国家重大科技项目。总之，正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指出的那样，为了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我们要整合优化科技资源配置，加强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持之以恒加强基础研究，建设重大科技创新平台。这些工作的一大指向是，在关键核心技术创新方面，以新型举国体制为支撑尽快取得突破性成果，为我国在新发展阶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打造动态比较优势。

本文转载自人民智库微信公众号：rmzk_ptt，作者为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伍山林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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